我的父亲李士进

◎ 李明春

夜深了，我独坐在老屋的窗前，望着父亲生前最爱的星空，银河依旧璀璨，可那个为我指点星座的老人，已经化作其中一颗最亮的星，整整三年了。

父亲李士进活了九十八个春秋，若是还在，今年该有一百零二了。他入党七十多年，到死都记着那誓言，从未背弃。

我时常想起他那双手。手掌宽厚，指节粗大，布满老茧和皱纹，像块历经风霜的树皮。就是这双手，在淮海战役时抬过不知多少伤员。他是民工担架队大队长，那年冬天特别冷，战壕沟里的水都结成了冰。后来他回忆说，那时天寒地冻，担架扶手都结了冰碴，手一碰就黏住，撕下来就是一层皮。可他们硬是咬着牙，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火线和后方。父亲常说，最难忘的不是枪炮声，而是伤员们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，在寒夜里格外分明。他们七天七夜没下火线，“不能停啊，”他说，“停下来，伤员就没了。”

解放后，组织上要给他安排工作，他却执意回村。先是组织互助组，后又当了初级社社长、高级社社长。那双抬担架的手，又拿起了锄头和账本。

记得小时候，村里的王婶家遭了火灾。父亲连夜召集社员，第二天天不亮就带着人去帮工。一连半个月，我们家顿顿吃咸菜，因为父亲把家里的粮食都匀给了王婶家。母亲埋怨，他只说：“我是党员。”

他当大队长那些年，双港公社兴太大队的仓库永远是最整齐的，账目永远是最清楚的。县里来检查，翻遍账本也找不出一个错处。有人笑他太较真，他却说：“公家的东西，一分一厘都不能差。”

家里墙上挂满了奖状，有县里发的，有公社发的，纸都泛黄了。父亲从不炫耀，只是每年春节前会擦拭一遍，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这是组织给的信任，得记着。”2000年一场大水把已无人居住的土墙草房冲倒了，奖状也被大水淹没了。

晚年我带他和我们一起住在上海。他老人家93岁那年的6月30号晚上对我说：“明天早上带我去参观党的一大会址。”说着，眼中多了几分期待——这是他来上海，而一大会址是他特意要求的最后一站。

七月一日早上我开车专程带他前往。清晨的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洒在兴业路上。我搀着父亲的手，走向那座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石库门建筑。父亲虽然已是93岁高龄。但步伐依然稳健。“爸，这就是当年十三位党代表开会的地方。”我指着青砖红瓦的建筑说道。父亲轻轻摩挲着乌漆大门上的黄铜吊环，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。他常说最爱看革命历史剧，此时此刻站在真实的会址前，那些荧幕上的故事突然变得鲜活起来。

我挽着他走进展馆，父亲在中共一大代表群浮雕前驻足良久。他指着浮雕说：“当年他们的平均年龄才28岁，比你现在还小呢。”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那些年轻的面孔在光影中显得格外坚毅。展柜里泛黄的《新青年》杂志、手写的会议记录，让父亲频频点头：“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啊。”

在宣誓大厅，父亲突然挺直了腰板，当看到巨幅党旗时，他轻声地说：“我入党那年，誓词还是竖排的。”说完竟不自觉地跟着其他参观者一起重温起入党誓词，声音虽轻却字字铿锵。

走出纪念馆时，父亲在文创店买了一套《新青年》主题书签。他笑着说：“要带回老家去给老伙计们看看，告诉他们，上海不仅有外滩，还有改变中国命运的地方。”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就像这条兴业路，一头连着百年前的觉醒年代，一头通向崭新的未来。

去世前那天，他突然清醒过来，让我扶他坐起来，他用颤抖的手从枕下摸出一个褪色的蓝布包，里面整整齐齐地叠着七百二十元钱。他让我扶他坐起来，将钱递到我手里：“去替我交党费。”

父亲走得很安详。那天清晨，阳光正好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。我握着他渐渐冰凉的手，发现掌心里还攥着一本党章。那是他从未离身的“护身符”。

如今我每次仰望星空，总觉得最亮的那颗是父亲在眨眼。

昨夜梦里，又见到父亲年轻时的样子，胸前别着勋章，站在开满野花的山坡上向我挥手。醒来时,枕巾湿了一大片。窗外，启明星刚刚升起，那么亮，那么近，仿佛一伸手就能碰触到。

父亲啊，您走后的每一天，都是长长的思念。您的故事，您的温度，您教会我的坚韧与善良，都化作我生命里的星光，永远照亮我前行的路。在这无边的黑夜里，我知道，您就是那颗永不熄灭的星辰,在记忆的苍穹中,温柔地注视着我，就像当年一样。

送葬那天，村里来了许多人。不少白发苍苍的老人，有的是当年他抬下火线的战友，有的是他帮助过的乡亲。灵车经过的路口，老支书带着全体党员列队，齐刷刷地敬礼。

坟前，我放下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。那是他生前常读的书，书页上还有他歪歪扭扭的批注。风翻动书页，仿佛在轻声朗读那些他践行了一生的文字。

父亲没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，但我总觉得，他留下了更珍贵的东西。每次回老家走过村口那块“党员示范田”的牌子，我似乎又看见他弯着腰在地里劳作的情景。他那高大的身影，让人觉得踏实。

如今我也老了，却愈发明白父亲的选择。信仰这东西，不是挂在嘴上的，是刻在骨头里的。就像他常说的：“做人要像麦子，越成熟，头越低。”